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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美国信用评级（Aa1）高于中国（A1），主要因为国际评级机构认为中国隐性债务高企、统计口径差异大，全口径赤字率或达8.8%，且地方债务缺乏约束。美国国债虽占超120%，但债务结构透明、财政约束硬性。评级差异凸显中美债务管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差距。

　　2025年5月16日，穆迪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1，加入了惠誉评级和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的行列，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评为低于顶级 AAA 级的经济体。

　　由于担心中国疫情后复苏、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疲软、持续的住房危机以及全球经济放缓，2023年底，穆迪仍维持中国主权债券的“A1”长期评级，但已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评级下调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财政、经济存在广泛的下行风险。实际上，2024年以来，我国税收下降3.4%，包括基金的广义财政收入下降2%。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税收下降3.5%，包括基金的广义财政收入下降2.5%。

　　穆迪的主权债务评级从高到低分为投资级和投机级，投资级评级如下（不包括投机级）：

　　其中每个评级还附有展望，展望分为积极、稳定、消极。展望不影响评级本身的等级，但反映未来评级可能的变动方向。

　　积极展望表示短期内评级可能上调，稳定展望表示短期内评级不太可能变化，负面展望表示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评级。

　　目前，穆迪对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为Aa1，稳定；对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为A1，负面。

　　按照穆迪的评级标准，我们的评级比美国低 3个等级。因为从 Aa1 到 A1，中间的评级还有 Aa2 和 Aa3。而美国的Aa1+展望稳定，意味着12-18个月内其评级稳定，我们的A1+负面意味着从2023年12月份之后的12-18个月内其评级可能下调。由此可以预估，今年6月底之前，穆迪会更新对我们的主权债务评级。

　　三、为什么我们的国债占GDP比重和财政赤字率低于美国，但评级却低于美国？

　　或许有人会质疑，2024年底美国国债达到36万亿，超过其GDP的120%，美国的财政赤字率为6.4%；而我们的国债只有35.6万亿，仅占GDP的26.4%，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赤字率只有3%。为什么美国的评级机构给美国的评级居然比我们高三个等级呢？

　　研究经济的人一般会比较清楚，这是由于我们对政府债务、财政赤字的操作和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有较大的区别。外国机构和国际机构，一般会将我们的数据按国际口径予以调整后，再进行研究和对比。

　　在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比较单纯，主要表现为国债，少量为公共事业债券。在西方，银行一般不会为政府提供贷款。我们的政府债则既有国债、地方债、类似于西方公共事业的城投债，还有各地以企业名义履行地方政府投融资职能的各种平台的各种借款、欠款等隐性债务。如果有人认为投融资平台债务不属于政府债，请回答为什么国际啊三番五次发行特别国债来置换地方隐性债务？

　　西方国家政府债务一般集中在国家财政，地方只有少量的公用事业债务。比如美国2024年底美联邦有36万亿美元债务，均为国债，占全国政府总债务的92%；美国地方州、县等政府只有3万亿债务，均为公用事业债，仅占全国政府总债务的8%。

　　而我国的政府债主要集中在地方。2024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35.6万亿元，占全口径政府债的24%；地方省市县的债券余额45.5万亿元，占31%；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余额按IMF的计算为65万亿元，占45%。地方债务总额110.5万亿元，占76%。

　　如果我们按照IMF口径计算，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即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7%，与美国的政府杠杆率就比较接近了。

　　西方国家的国债、公用事业债务，百分百需要国会实施总额控制，需要增加，需要国会审批。国会否决财政新增债务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西方国家对政府债务实现的是硬约束。

　　我们对国债、地方债券的总额，人大会实行形式上的审批，但从中央到地方，鲜有人大否决政府债务总额的新闻。而地方投融资平台新增债务，不仅失去人大监督，当地政府也不一定建立了约束机制。实际上，地方隐性债务是失控的。所以，国际机构一般认为，我们的国债、地方债券，有软约束，投融资平台债务，缺乏约束机制。

　　西方国家，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收入和支出，分为中央和地方收支，但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基本上是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没有第二套账本。

　　在我们国家，政府收支比较复杂。不仅分为中央和地方收支，在中央和地方收支中，又分为一般预算收支，政府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隐性收支。至关重要的是，这五种口径的事实上均为财政收支的收支，但数据分散在财政部、人力资源部和社保局，而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收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对外公布。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也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布合并统计的财政总收支的数据。

　　2025年3月7日，三郎在《3%和8.8%，我们的财政赤字率到底是多少？》一文中披露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3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2023年其计算的我国财政赤字率高达8.8%，超过了美国6.4%的赤字率。

　　三郎根据相关数据推演，8.8%的赤字率，大体上是包括一般预算收支，政府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赤字率。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隐性收支，没有公开数据，相信IMF也无法掌握。也就是说，即使8.8%的赤字率，其实也是低估的。

　　三郎一直认为，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全口径财政赤字率较高，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高速扩张之后，我们的增长正在放缓。而我们对原有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路径的高度依赖，导致我们难以将经济模式从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出口模式转变为更多地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消费模式，因而加剧了我们的经济放缓，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出现大范围的债务风险，倒逼国家不得不增加政府杠杆，一方面通过增加更长期限、更低利息的公开债务来置换较短期限、较高利率的隐性债务。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债务来继续投资固定资产和补贴企业来延缓经济下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