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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盒’的对象比较随意，类似于无差别攻击。”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一起“网络开盒”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发现，“开盒”参与者刷到某个网红或新闻当事人，一感兴趣就把对方给“开”了。临安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网络开盒”民事公益诉讼案在今年8月底宣判。

　　6名涉案者被判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连带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这是国内少见的一起针对“网络开盒”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

　　6名涉案“开盒”者中，4人此前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余2人因未达到16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于追究。个体维权困境下，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能否对违法者起到威慑作用？诉讼之外，遏制“开盒”还有哪些可行手段？

　　临安区检察院这起“网络开盒”民事公益诉讼案中，6名违法者出生于1999年至2009年间。办案检察官走访发现，这些年轻人现实中看上去乖巧，却在网络空间释放出人性恶的一面。他们的家庭条件大多一般，父母日常忙于工作，对子女的上网行为缺乏关注。

　　受害者半夜周期性接到骚扰电线人分散在全国多地，主要在海外社交平台Telegram上联系，熟络后也会通过微信交流。Telegram上可以组建频道，如同微信群聊，这里是“开盒”的滋生地。6人创建频道或在多个频道充当管理员，并将“开盒”得到的他人信息，以类似于公众号文章链接的形式发布在群聊中，供其他频道关注者浏览。一些用户再将“开盒”信息转发到相关“网红”账号的留言区，或私发给当事人。

　　据统计，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涉案6人共“开盒”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此类案件中，“开盒”者搜集个人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比如利用招聘网站的漏洞爬取信息，或者私下打听，但最常用的仍是“社工库”。

　　若达到16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且“开盒”行为的严重程度达到入罪门槛，有可能被判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临安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4名涉案者已于今年4月受到刑事追责。

　　据《检察日报》报道，周某和唐某两名成年人被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以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罚金为二人各自的获利金额。

　　具体到实践中，如何确定公益诉讼赔偿金的标准，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开盒”未必以牟利为目的，且获利规模查清难，很难通过获利多少来界定损害赔偿额度。

　　最终，检察机关根据专家意见，结合具体案情，按照每条信息约20元的价格，结合“开盒”信息被深度浏览的数量，计算出10万元的公益损害赔偿金。个人信息链接被用户点赞、点表情，即表明浏览者对该信息颇感兴趣，大大增加了该信息被进一步转发、曝光，以及受害人遭受“网暴”的概率，检察机关将此认定为“深度浏览”。审理此案的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一计算方案予以支持。

　　网络侵权行为手段较为隐蔽，调查取证难，受害者本人若想揪出“开盒”者的真实面目，往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作为公益诉讼的“国家队”，办案检察官亦深感单凭检察机关一己之力去处理“开盒”案件，面临不小挑战。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确立了三类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检察机关、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

　　从公开报道来看，实践中暂未有社会组织就“开盒”提起公益诉讼的先例。南都·隐私护卫队了解到，由中央网信办主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在2024年10月成立了下属的个人信息保护专业委员会(下称“个保专委会”)。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机制，被列为个保专委会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

　　范明志指出，现有法律的规定不够清晰，也制约了社会组织提起“网络开盒”民事公益诉讼：一是起诉的标准不够清晰，这类组织很难判断什么样的情况符合起诉的条件；二是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与检察机关、消费者组织三方，究竟谁有权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范明志期望社会组织探索提起“开盒”相关的公益诉讼，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

　　范明志分析说，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会投入大量资源调查取证，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侵权行为的规模、手段等。这些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在私益诉讼中可以直接使用，无需再费力举证。公益诉讼的判决会明确认定“开盒”者的行为构成侵权，并可能对其违法性进行论述，这为“开盒”受害者提起私益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降低了诉讼风险。当大量事实和证据已在公益诉讼中得到确认，“开盒”受害者提起的私益诉讼可以更专注于计算具体损失、主张特定赔偿请求，从而大大缩短诉讼周期，提高司法效率。

　　但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开盒”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受到案件线索来源范围狭窄的掣肘。据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官网的一篇实务文章分析，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主要来源于刑事案件的审查，这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侵权现状，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大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难以满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

　　公益诉讼手段之外，2025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为治理未成年人“开盒”现象提供了抓手。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后，对未成年人适用行政拘留的门槛有所降低，主要分为三种情形：其一，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以及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违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其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一年以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其三，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

　　任何法律手段都只是事后补救，前端的个人信息保护才是反“开盒”的逻辑起点。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师亚楠建议，个人信息匿名化手段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进一步优化，如用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地址等敏感信息，涉及对外展示的情境下应当进行脱敏处理；而平台后台真实信息的查看、调取权限，必须明确到具体可控人员范围内，且该等人员只有在触发特定情境下才可以申请查阅。在此基础上，明确追责机制，鼓励企业内部举报非法数据交易行为，对查实的“内鬼”采取终身禁业并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高压震慑。

　　一位受访的法律实务专家则希望依托于公安部等多部门正在推行的网络身份认证制度，即公众所了解的“网号网证”制度。他说，现阶段，个人现实身份和网络身份高度统一，通过网络活动很容易追溯现实中的身份信息。网络身份认证方式，可以降低个人网上生活的身份与现实生活身份的关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