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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遭遇刑事案件的家属，面对亲人突然被警方刑事拘留，往往会陷入惊慌和无措。此时，他们才第一次听说“刑事案件律师会见”这一环节，却不清楚会见的作用和意义。 如今网络很发达，要找到一位律师并不难，但很多家属难以判断——委托的律师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是否真的能够帮到他们的家人？

　　有效的律师会见，必须让当事人清楚自己所处的法律处境、涉案罪名的原因和法律规定，并给出可执行的法律建议。同时，也要让家属掌握案件的真实进展，而不是陷入盲目恐惧与悲伤。

　　接下来，我用我代理的一起虚拟货币涉非法经营罪案件，来还原一次完整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全流程。

　　某天，一个小伙子联系到我的助理，说自己经人介绍，了解到我代理涉币类刑事案件比较多，自己的哥哥目前被关押在某地看守所，罪名是非法经营。

　　弟弟说，其实家里已经找了2位律师，但家属依然不清楚哥哥为什么被抓，更不了解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能做什么”。他自己对虚拟货币完全陌生，只知道哥哥平时是做外贸的，也会买“比特币”。

　　老实说，通过这样零散的描述，律师很难判断当事人在案件交易链条中的角色，也就难以准确的判断风险。

　　但我注意到，尽管已经有2位律师会见过，家属仍对案情一头雾水，我猜测这可能有沟通上的原因，也可能有律师办理此类型案件经验不足的原因。

　　所以，我简单的和家属说了一下买卖虚拟货币被定非法经营罪可能的情形，但是他哥哥具体在这类案件的交易链条中处于什么角色，以及能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构成犯罪，需要和当事人会见沟通后才能了解。

　　委托手续一办妥，我便立刻踏上路程。先是高铁疾驰，窗外的景色像胶片一样飞快倒退；随后换乘节奏缓慢的绿皮火车，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像一首旧日的节拍。

　　我在看守所附近找了一家小酒店入住，推开窗，就能望见不远处的广场。夏日的傍晚，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一边扇着蒲扇，一边看着孩子们追逐打闹，热浪里夹着晚风，让这座小城显得安静而从容。

　　谁能想到，就在这看似祥和的地方，正在处理一桩金额高达几十亿的虚拟货币非法经营案件——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早早抵达看守所，来早了，在大门口罚站了半小时。但直到9点开门，也只有我一个律师，可能在县城里，很少有扎堆的律师排队和预约会见吧，也挺好。

　　终于见到了当事人，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在弟弟的眼里，哥哥是家里的长子，顶梁柱，又是常年在海外做生意的，是个能给家里所有人安全感的人，但是性格上会比较强势。可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局促不安、不能完整讲述事实经过、眼睛里流露出对未知的恐惧和迷茫的年轻人。

　　这和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有关，但同时，也和这类案件本身的特征有关，因为虚拟货币类非法经营罪案件，会牵扯到很多人，每个人只是庞大交易链条中的一环。当事人只看到自己那一小段，自然难以理解警方为何指控他犯罪。

　　我努力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抽丝剥茧，通过大量发问的方式，引导他回忆更多细节，以便判断他在案件中的角色与地位，并分析对应的法律风险。

　　这场会见持续了一天，上下午的沟通将近6个小时。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之前已经有2位律师会见过，也没和家属讲明白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事情：

　　这其实不是律师的问题，律师已经按照当事人的原话传达给了家属，但当事人提供的信息零散、跳脱，很难从中拼凑出“买卖虚拟货币”与“非法经营罪”之间的完整链条。

　　但最重要的是，公安自己也没搞懂为什么当事人构成非法经营罪，所以，他们无论是抓人，还是审讯，都只是在执行公务。当地公安没有办理过这类案件，对于虚拟货币是什么，什么类型的涉币类案件涉嫌非法经营罪，在当前的侦查阶段对具体应该调查什么，哪些关键点是直指要害的，是完全陌生的。问问题的人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以及问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问题的人又怎么能知道？

　　可能有人会疑惑，为什么公安抓了人，但他们却不知道当事人为什么会涉嫌构成指控的本案罪名非法经营罪？因为这是部督案件，当地接到上级指定线索，就得展开工作。

　　在我的引导下，当事人想起了更多公安此前从未提问、却可能直指案件核心的关键细节。我提醒他，下次提审务必向公安说明这些情况。

　　为了能够让他更直观的理解，我还给他画了好几个关系图，标注了他在交易链条中的位置、上下游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解释案件未来可能的走向和法律后果，以及下次提审时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为什么仅凭当事人零零散散的描述，甚至办案单位都还不能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其指控罪名的关联性的情况下，我能够勾勒出大致的完整案件事实？这种判断并非来自所谓“上帝视角”，而是多年处理刑事案件和虚拟货币刑事辩护工作的经验积累（在数月后，当我看到检察院卷宗后，发现并没有预期之外的东西，甚至，卷宗里内容的信息量，远远没有我这次6个小时会见得到的信息多）。

　　会见结束时，我和他说：“我得去赶高铁了，你的情况我已经清楚了，初步判断下来，GA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建议当前盲目的认罪，这个1000万（是的，当地GA在还没搞清楚案件的情况下，开口就要1000个），当前也不建议交，不然律师之后的辩护会十分被动”。他点点头。

　　会见出来的时候有点晚了，错过了县城的绿皮火车，只能从县城打车去市里坐高铁，我赶紧叫了一辆出租，谁知路上突降暴雨（明明白天一直到下午还阳光明媚），师傅也不敢开太快，3个小时的出租车路上我一直盯着手机看时间，因为这是该市当天唯一一班通往上海的高铁。

　　我还记得最后一段还剩几百米的路，眼看着前面就是高铁站，但无比拥堵，师傅说，“你赶紧下来跑吧，不然赶不上了车了”，我就抱着背包，开启了在大雨中狂奔之路，所幸的是，终于在发车的最后一刻赶到，为此还发了个朋友圈留念。

　　我至今都很感谢那位愿意载我的大叔，因为他还要在这的恶劣天气原路返回，在他接我之前的几个司机师傅，都打电话让我取消订单。

　　接下来还要坐将近4个小时的高铁，虽然经过2天的奔波感觉有些疲惫，但我还是打起了120分的精神把电脑从包里掏了出来，开始继续梳理本案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人的记忆是最新鲜的，任何延迟都可能漏掉细节。

　　很快，我似乎进入了心流状态，旁边座位的娃娃轮流哇哇大哭吵吵闹闹也并没有影响到我。

　　在抵达上海站的那一刻，我终于系统化的整理完了关于本案的所有的事实经过。合上电脑，心满意足的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心里想：嘿，还得是我！——律师对自身能力水平的自信，也是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干出来的。

　　回到上海后，我再次梳理了高铁上的记录，形成一份完整的针对本案虚拟货币非法经营罪案件辩护方案的家属沟通汇报大纲，希望能够让家属在不懂法律、不熟悉虚拟货币的前提下，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法律规定、辩护思路及案件可能的走向。

　　这也是家属找律师时，最希望得到的价值——得到清楚、可执行、有预期的有效信息，而不是含糊的安慰。

　　案件后续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又前往当地会见了两次，并与承办人充分沟通，在当事人被羁押的第37天，我们成功办理了取保候审。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取保候审，是当事人和律师一起扛住了压力，是对于当地要求退出近千万所谓的“违法所得”一分没交，同时也没有认罪的前提下，拿到的结果，相当不易。

　　这是我们在这场信息不对称的案件博弈中，依靠精准的风险评估与判断力赢下的结果。

　　1.为了尽快人出来，赶紧交了1000万，但因违法所得远超五年以上立案标准、以及金额过高，而判处实刑；2.坚决不认罪，导致人在看守所长期羁押，直至案件结束。

　　虽然如今网络信息极为发达，但不得不承认，当事人要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去分辨一位刑事律师是否靠谱、是否真正能胜任刑事案件辩护，并不容易。即便是律师同行之间，如果不是曾经亲自合作过案件、并肩作战过，也很难仅凭外部印象准确判断对方的真实业务水平。

　　真正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往往不容易被当事人直接看见。因为法律本身是极其严肃的事务，律师在就案件进行细致入微的法律分析时，其中的逻辑与专业判断，对大多数当事人来说是晦涩难懂的——毕竟术业有专攻。既然看不懂，自然就谈不上做出准确判断。

　　但无论如何，还是衷心希望每一位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都能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信赖、能够托付的刑事辩护律师。

　　本文为邵诗巍律师的原创文章，仅代表本文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对特定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文章转载、法律咨询、同行交流，请添加：sswl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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